跑步与减肥

长跑，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力，越是忍受不了的事情越是要坚持不懈，毫不放松！

减肥除了重塑自己的形体外同时也是很能磨练人意志力的事情。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兜里揣着足够的钱，望着丰盛可口的美食，你是否有足够的意志力来抗拒这种诱惑？

所以，长跑和减肥要贯穿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习惯成自然！

舆论引导

引导舆论转移焦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再制造一个更大的焦点出来，如同转嫁经济危机最好就是发动一场战争一样。

手机灾难

每次上公车或进餐馆后或去某些机构办事，在等待时间我总是暗暗与自己打赌：到底有多少人一坐下来就会情不自禁地掏出自己的手机来浏览、编辑短信或打游戏？我发现通常80%的人如此。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坐下来来，就忙于摆弄手机这电子玩意儿，仿佛象狗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久了，急不可耐地想要释放一下。

更让人震惊的是看到这样的景象：人们在就餐中间或者办事过程中还在摆弄自己的手机。是否这些人真有急事要办？抑或是有紧急事要处理？难道就不能等一下吗？难道就没人能隐忍得了？

上了车后，当然还在低头盯着手中的手机，一手努力操控着车，眼睛却还时不时看着手机。甚至在会议室、音乐厅、剧院与电影院，随处可见玩手机的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甚至都不能要求使用者关掉手机，因为对方并不在通话，而只是在翻看手机，脸上神采飞扬，真是气煞人也！

吃饭时，也总有人低垂着脑袋，忙着浏览与回复短信，对同桌的其他人熟视无睹。

我老婆坐在床上时，往往用她那台带有WIFI的手机连接到家里的无线路由器上面，一遍玩微博，一边跟人聊天，或者在看流媒体视频，对她的老公却是视若无人。

通信技术的发展导致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最泛滥的一种工具，这种该死的生活习惯或许会导致灾难。

现在，人们都看到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丝毫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技术的负面影响，我想，总会有人意识到的吧。

购《曾文正公全集》

如图《曾文正公全集》：



这是我很想购买的一套书，今天终于买到了，嘿嘿，真高兴！这本书与以下两本书结合，我把文正公的基本代表作基本都凑齐了，可以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学习公之做人处世之道。

《冰鉴》



《曾国藩家书》

网友智慧

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

自省三

事在人为，但求随机应变而忌投机取巧。

投机取巧和随机应变，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却又很难分辨的。到底什么是投机取巧？什么又是随机应变？相信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

我们中国人干脆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都看成是随机应变，而将别人的所作所为通通视为投机取巧。因为我们看自己都觉得是好人，看别人就是不顺眼。

我们经常被误解，而且也常常误解别人，多数情况是由于自己的随机应变，被别人扭曲为投机取巧。无论怎么解释，他就是不信。

其实，投机取巧和随机应变，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动机。动机纯正，就是随机应变；动机不纯正，就是投机取巧。可是，动机又看不见，纯正不纯正，也是各有说法啊！

所以到底是随机应变还是投机取巧，只有自己知道，也必须自己负起一切后果，和别人也没什么关系。

一个人要取得成就，必须坚持随机应变而不是投机取巧的原则。至于别人怎么看？有哪些批评？大可一笑了之，不必介意。

我们必须替自己负起完全责任，不怨天，不尤人，时时磨练随机应变的功夫。只有随机应变才能成功，投机取巧注定失败！

然而，国人更加看重的是投机取巧：古代的孔明空城计、借东风千百年来被代代相传、津津乐道，难道就没有人看到背后的风险么？

现在的买彩票、奖券之风也被个别的中奖者无限放大，人人都妄求不劳而获，唉，能够劲下心来做事的人太少。

中国人太看重偶然性事件而漠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愿脚踏实地的做事，总是幻想来钱多、来钱快的事儿，戒之！

自省二

當你18歲時你會擔心所有人對你的想法；

當你40歲時你完全不在乎別人對你的想法；

當你到了60歲，你理解到根本沒有人會想到你。

人們整天擔心、想著的是自己，不是你。

from ：http://hychen.wuweig.org/?p=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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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我倒是觉得上面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人们只会关注那些与其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有关你的事件。

至于其他的，来时，满城风雨；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忘却的一干二净！

自省一

所谓技术天才型人物，在我心中是这样定义的“苛刻时间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质量解决问题”。

这要求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当然有丰富的经验更好。

我并不是这样的人，甚至我有点迟钝。我见过学习一门新技术只看几个小时文档就能顺顺利利把工作完成的相当不错的研发人员，而我显然没这么快。我属于那种慢热型的选手。

我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不断进步和改进。天才之才在于快，而愚钝之人的良药无非在于勤和衡。以我之勤和衡补我之钝，则可成事。

卜算子-高铁追尾

蒋方舟：君坐动车头，我坐动车尾，昨日动车撞动车，同做动车鬼。贪腐几时休，独裁何时已。官无道德禽兽多，和谐你妈个腿。
小方舟的这个打油诗很不错。

摘录巴爷的一句话

巴菲特说“当你雇用某人，要看他是否具备三种品质：正直诚实、聪明能干和精力充沛。如果缺少第一种品质，那后两种品质会要你的命”。

In looking for people to hire, you look for three qualities: integrity, intelligence, and energy. And if they don't have the first, the other two will kill you!。

这句话很精辟地道出了人品（诚信）的重要性。人品的重要性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跟朋友、同学、同事打交道时，一定要先看人品，再看能力。

曹操的求贤令曾经“唯才是举，不计品行”，我认为这是曹操最失败的一项政策。

这种唯才是举，不计品行的用人思想势必导致道德沦丧，人无道德之约束，无所顾忌、恣意妄为。这就为几十年之后司马氏家族灭曹埋下祸根。

自律四

古之成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做事,必须兼有豪迈与细心两种美德。

气势豪壮的人，喜欢高瞻远瞩，但如果没有心思周密做依托，就是纯粗，派不上什么用场。历来的伟人都是双重性格，兼备粗与细两种优点。如果说有哪一个人只凭着小心谨慎就获取了丰功伟绩，智者必不信。

潇洒豪放是气度，可以给他人看；细心周密是方法，只须静悄悄做去。举重若轻是天才的特质，因此要善于把豪爽的一面展示给他人看，更要善于细心周密地做好每一件事。

自律三

如果要真正追求知识，探求真理，那么，犯错是必要的阶段。没有谁的认识能够绕过错误。所谓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也就是试错法。

作为人，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式的认识方式。因此，每一种权威的科学理论与真知灼见，最终都是要被证伪，最后被新的有更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P1->TS->EE->P2，对于问题P1，人们提出假说尝试解决（Tentative Solution）它。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进而产生新的问题P2。随着问题的深入，对问题作尝试解决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就越来越高。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而更应该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

这是科学家的思考方式与认识方式，也是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这样的认识方式与唯物辩证法的那种全知全能，解释一切的方式大不相同，也与中庸之道不相同。这种方式承认人人可能会有错，所谓权威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人能够在知识领域，在思想领域，成为万世师表，成为一统江山式的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从小接受的就是唯物辩证法那种一统天下式的思维教育。唯物辩证法就认为它能够解释世界上一切领域内已经发生的、尚未发生的一切。妈的，这个很扯淡，西方也只是把唯物论、辩证法当作哲学（思想）领域的一个流派，认为马克思只是总结了历史上的某些思想并有所发展而已。在我们国家这套理论被TG选为治国之器之后成为了国内唯一的思想标杆。

真垃圾啊！

我却是个清醒的人。

自律二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有近忧，也必有远虑啊！

自律一

对自己行为的所有细节都深思熟虑、考虑周到是不大可能做到的，故生活一定要在正确的原则基础上养成良好的习惯。

一个人智慧超群、有能力、有意志力实现自己选定的目标，但是由于忽略了这些一般性的行为法则，其结果也会使得目标全部落空。

随时保持警惕：不要被随随便便的念头干扰。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 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 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 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今，这一政体仍然无改。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钱穆所观察到，“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 “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到了唐代，中国就出现了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四种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进入明清之后，财富向权贵、政府和土地聚积的速度更为加快，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 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