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卖国

    真可笑！
    网络上和官方到处充斥着批评P民卖过的言论，着实可笑。
    像类似我这种的毕业于还算个不错的大学，工作多年的人尚且不能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一尺半寸落脚点的废柴人物，也配卖国？
    你贫无立锥之地，医疗、教育没着落，老人小孩养不起，你连卖国的资格都不具备，你卖什么国啊？卖自己的小孩还行，离谱的是你连个小孩都还没有！
    这个国家的傻B青年太多！
    梁启超说青年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看来，这个国家是要完蛋了！

中国式逻辑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确实如此。比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态度不好。其实，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态度再好，他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态度再不好，也没抄，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呢？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

第二，问动机，不问是非。动机是第一重要的，事实和是非则可以不顾。比如一个贪官为了保命，揭发另一个贪官。难道因为他“动机不纯”，纪检委就不查了？当然，一个人的错误，如果是“无心之过”，应该原谅。但这总得在认定事实之后嘛。

第三，问亲疏，不问道理。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

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关于blog

有朋友问我说你用google的blog系统，blog被GFW屏蔽，基本上国内没人会看的到，自己要写文章还得翻墙，真麻烦，喜欢写文章就用国内的blog可得啦!
我回答说：
第一，我写文章首先不是要给别人看才写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给自己看，因此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看我的文章；
第二，国内写文章，我至少有不少根本没办法贴出来，不要小看国内的审查。与翻墙这种小麻烦相比，心灵上的屈辱感更让我不爽；
第三，我对google颇有好感。
仅此而已。

所谓国家的强大

财富与权力的相互转化是人类史上永不停演的剧目。

权力扩张既是一个国家的本能——强大者总是倾向于掌控弱小者，也是实际的需要，它四处延展的利益需要现实力量来保护。有时，它还是对不安全感与屈辱感的反应，要通过强大来获取从前丢失的尊严。

除去政治制度与领导人，公众情绪与文化取向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军事强人、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中国人着迷于“国家富强”。在它的名义下，种种言论与行动，不管它们多么荒诞不经、罪恶累累，都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不可质疑的神话。

中国曾经深陷屈辱与绝望，政治家们看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节节败退，军人们在战场上屡屡失利，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成为西方思想的小学生，而普通人则看到洋烟、洋酒、洋布、洋大人无处不在的威力……似乎一切都是令人屈辱的，政治、商业、文化、消费，还有性，中国与中国人，都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人们把所有的屈辱，都归结于中国还不够强大，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于是，个人挫败与国家的挫败纠缠在一起，让人无法分清。但是，国家富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洗刷这些屈辱，重新获得尊敬吗？只要获得国家富强，就可以达到这一切吗？

即使奥运会与世博会充斥着对中国成就的自得，也可感觉到北京与上海的主办方都有一颗急于取悦外来者的心。即使他们已经财大气粗、挥金如土，却又仍渴望来自别人的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种通过集体来拯救个人的虚妄幻觉中，也让我们把世界视作一个粗鄙的丛林——认定权力和金钱决定一切。原本是一种手段的“国家富强”，变成了目的本身。于是，当我们逐渐抵达这一目标时，发现它内核空洞，毫无意义。正是因为寻找不到“国家富强”的内心意义，它变成了一次又一次奢侈而空洞的形式表演。

此刻的中国也正生活在迷惘时刻——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新获得的影响力，也不知道自己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支配它的仍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情绪——物质上的追赶、对屈辱的报复。

对生活在统治下的国民来说现在结果就是，原先华人闯西洋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现在一个平民在国内就能享受到了。

关于骆家辉

首位美国驻华华人大使骆家辉先生到任了，国内各色声音都有。骂汉奸者有之，欣欣然嫉妒加羡慕者有之，迷惑者有之，当然也不乏头脑清醒者......这里面掺杂的东西确实不少,很有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翻身、崛起、复兴、重塑的愿望入了骨。但凡有中国人，在西方世界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出人头地”了的，我们总会生出一份欣喜和安慰，仿佛这证明了中国人没有问题，真有问题的话，不在中国人身上。

而另一方面，国人不自觉把这些华人后裔在西方的成功，当作是为自己民族在扬威，我们禁不住去分享任何中国人在西方成功的喜悦，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真正懂得这份喜悦。在各种成功之中，政治上的成就尤为瞩目。

中国人骨子里觉得中华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我们学而优则仕，没道理别的国家不是。所以，中国人在西方的成就，当官是最了不起的，权力的大小是最受吹捧的。当然，能拿个诺贝尔奖金也不错。再次，能把技术带回来，也是好样的。

三千年的官本位思考方式，让我们几乎丧失了换位思考的能力。即便是换了位，还是困囿于原有的价值体系，没法理解西人的做法。还是老话，思维不在一个维度，沟通是没效果的。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西人可能认为匪夷所思。

一方面西方人在“以华制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另一方面，从魏源开始，我们叫了一百多年的“以夷制夷”却还是停留在嘴上，根本不屑好好地、透彻地、真实地、全面地、深入地、勇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把西方看他个明白。或许看的明白，只是不愿做而已，打破现有的一切都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损害，做出头鸟不会有好下场，也或许明白者自身就是既得利益者，那么还有变革的必要吗？

行为的变革首先发源于思想的变革，没有信念，哪来的变革？

真相

花很多的钱可以造航母、放卫星、搞飞船、开各种各样的大会，就是不关心国计民生。
非不能也，实不为耳！
这会动摇统治基础，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有点独立思考的头脑，你是会懂的。

独立思考精神

先秦时代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之自豪的时代。

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每个人的独立思考都能获得表达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虽然这样繁荣与昌盛总是伴随着纷争与战乱，但这对于能够独立思想的先哲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时代。看看现在遗留下来的最经典的古代典籍基本都出自那个伟大的时代。

随着书同文，车同辙，思想的大一统在所难免，维护政治上的专制必然需要对思想的钳制，于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法外儒、内圣外王的专制必然会使那些不同于大一统思想的“歪理邪说”统统见鬼去了。

魏晋时期个人价值和独立思考的光辉曾经得到短暂的绽放，使这个时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显得格外璀璨夺目，即使这个时代也始终伴随着杀戮和鲜血，也不能让人降低对魏晋气度的向往。

其后朝代更迭，即使如盛世大唐，太宗皇帝也只是看着鱼贯进入科举考场的士子眉开眼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隋唐时期发展完善起来科举制度更从体制上彻底剥夺了读书人，即知识分子阶层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科举考试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握，中央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愿意为它服务的人才，留在中央或派到各地去做官，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了政权工作，从而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

推行科举制，选拔官吏便有了统一的规格和要求，所以每一个想做官的士子，必须娴习辞赋，熟谙儒家经典，士子力求符合这种规格，无形中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科举制度的实施，又可以使士子除了汲汲于功名富贵而埋头读书以外，不再产生任何对统治政权不利的念头。

此后科举制度的沿革传承，越来越僵化，使得其后千百年间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像样的思想家，即使偶然出现某个异端，比如李贽，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受程朱理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最终也只有杀头了事。倒是随着朝代的更迭，“忠烈”出了一批又一批，让人可歌可泣。

时至晚清，国事糜烂，西风东渐，老大帝国的春秋大梦是做不下去了，有识之士能够“张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已是了不起的进步。五四之后的民主与科学，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思想空前解放，然而积重难返，在漫长的专制统治之下，似乎国人已遗失了独立思考的基因，拿来主义盛行，换上洋装，口里喊着民主自由，脑子里琢磨的还是《资治通鉴》里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上演。

现在好了，现在提倡“和谐”，要建立和谐社会，暂时虽身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处处和谐，如果还强调独立思考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徐中约评太祖

看《中国近代史》（徐中约著），在太祖驾崩之后，徐中约教授有一段简短的评论，最后用八个字进行概括：

“革命有余，建国不足”

纵观太祖一生，此八字之评价相当公平。

徐中约教授洞察力卓越，学识渊博，看待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也非常人所及。

无主之悲

最早听到有关此种看法的是从能哥那里。

能哥是个非常有主见、有着鲜明个人观点的大哥级人物。

他对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和现象总能从更深层次的分析出问题，能够从更深、更高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能哥从不把他的观点总结出来、写出来，他只在认为你是他朋友的前提下跟你畅谈这些事情，他从不公开发表这些观点，所以能够了解他想法和思想的人很少。

后来我看到了时寒冰写的这篇文章，文章的观点和能哥基本一致，遂转述，做细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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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挑筋、阉割等法外酷刑无所不用。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污就是抢占他的财富，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当令人感慨：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从斯大林到齐奥赛斯库，从萨达姆到金日成再到红色高棉……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人民公敌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烈士，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被惨无人道的虐杀、凌辱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部分成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原文）：“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通过抓阄的方式（明朝最黑暗的时代同样是采用抓阄的方式来分配利益，因为这是唯一的最合理的方法了），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的人（采用这种最公平的方式仍然得罪人，可见现实之环境与明末相比恶劣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认可，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时寒冰草于2011年8月2日

舆论引导

引导舆论转移焦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再制造一个更大的焦点出来，如同转嫁经济危机最好就是发动一场战争一样。

手机灾难

每次上公车或进餐馆后或去某些机构办事，在等待时间我总是暗暗与自己打赌：到底有多少人一坐下来就会情不自禁地掏出自己的手机来浏览、编辑短信或打游戏？我发现通常80%的人如此。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坐下来来，就忙于摆弄手机这电子玩意儿，仿佛象狗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久了，急不可耐地想要释放一下。

更让人震惊的是看到这样的景象：人们在就餐中间或者办事过程中还在摆弄自己的手机。是否这些人真有急事要办？抑或是有紧急事要处理？难道就不能等一下吗？难道就没人能隐忍得了？

上了车后，当然还在低头盯着手中的手机，一手努力操控着车，眼睛却还时不时看着手机。甚至在会议室、音乐厅、剧院与电影院，随处可见玩手机的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甚至都不能要求使用者关掉手机，因为对方并不在通话，而只是在翻看手机，脸上神采飞扬，真是气煞人也！

吃饭时，也总有人低垂着脑袋，忙着浏览与回复短信，对同桌的其他人熟视无睹。

我老婆坐在床上时，往往用她那台带有WIFI的手机连接到家里的无线路由器上面，一遍玩微博，一边跟人聊天，或者在看流媒体视频，对她的老公却是视若无人。

通信技术的发展导致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最泛滥的一种工具，这种该死的生活习惯或许会导致灾难。

现在，人们都看到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丝毫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技术的负面影响，我想，总会有人意识到的吧。

网友智慧

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

卜算子-高铁追尾

蒋方舟：君坐动车头，我坐动车尾，昨日动车撞动车，同做动车鬼。贪腐几时休，独裁何时已。官无道德禽兽多，和谐你妈个腿。
小方舟的这个打油诗很不错。

自律三

如果要真正追求知识，探求真理，那么，犯错是必要的阶段。没有谁的认识能够绕过错误。所谓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也就是试错法。

作为人，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式的认识方式。因此，每一种权威的科学理论与真知灼见，最终都是要被证伪，最后被新的有更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P1->TS->EE->P2，对于问题P1，人们提出假说尝试解决（Tentative Solution）它。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进而产生新的问题P2。随着问题的深入，对问题作尝试解决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就越来越高。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而更应该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

这是科学家的思考方式与认识方式，也是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这样的认识方式与唯物辩证法的那种全知全能，解释一切的方式大不相同，也与中庸之道不相同。这种方式承认人人可能会有错，所谓权威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人能够在知识领域，在思想领域，成为万世师表，成为一统江山式的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从小接受的就是唯物辩证法那种一统天下式的思维教育。唯物辩证法就认为它能够解释世界上一切领域内已经发生的、尚未发生的一切。妈的，这个很扯淡，西方也只是把唯物论、辩证法当作哲学（思想）领域的一个流派，认为马克思只是总结了历史上的某些思想并有所发展而已。在我们国家这套理论被TG选为治国之器之后成为了国内唯一的思想标杆。

真垃圾啊！

我却是个清醒的人。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 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 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 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今，这一政体仍然无改。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钱穆所观察到，“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 “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到了唐代，中国就出现了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四种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进入明清之后，财富向权贵、政府和土地聚积的速度更为加快，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 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洗脑式教育

洗脑式教育以统一的社会观念改造和制约被教育者纷杂的思想，从而達到既定目的。群众看起来都很明智，经商谋权，成家立业，各人有各人的出息，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但若追究人到底该怎么生活，这个社会有没有更完满的形态，你觉得这里是一个正常和合理的世界吗？如果群众没有主张，众口一词或者不知所以，那这个社会的统治政权，就已经向群众，实施过洗脑计划了。

政权的洗脑举措，只能发生在专权统治国家。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明清王朝的文字狱，以及台港美的资本主义洗脑政策，特别是德国法西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下面告诉你如何做到：

首先要让群众没文化，不懂如何思考。群众接受国家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术业有专攻，当完成学业后，走向社会，可以以其学识谋求生计。但十余年的寒窗生涯，你能学到的，只是发展现存社会的，诸多专业技术。至于对人生的认识，对社会的看法，则只有某一种，唯一的哲学流派。政权说这即是真理，只能完善，不容置疑。并且歪曲和污蔑其他的哲学体系。没有哲学思辩能力的群众，渐渐认可了政权的逻辑路线，遵守或者偏离，大体不出格式，若有人特立独行，讲一些很不“正统”的话语，就会被群众推进心理医院的。

其次要改造传统的文字，推行新时代的文字。让群众没有能力，去回顾自己的历史。革命之前的文字，是危险的，里面包含了过去时代的诸多信息。群众若能轻易阅读这类语言，将会经常的拿现代和过去做密切的比较，有比较即有高低，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新的语言不仅为集权的统治，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也是为了使其他思想不可能存在。当然一点不学是不可能的，那样无法对群众交代。多少也要学一些，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如果你还是看不懂，那责任不在政府，而在你的懒惰。

再次要有一套宣传的媒体，监督的体制，防止不同的声音被推广。为了谋求发展，在经济上不落后于世界，必然要和其他国家开展交流。非“正统”思想的涌进，在所难免。政权以腐朽堕落来贬低，多少缺乏力度。在世俗层面上，无法有效的控制。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主义和社会，聪明人还是有的，看清了当权者洗脑的诡计，有动摇统治的可能。思想一但形成，很难再加以消除。只能封住他的嘴，审查媒体，归整文艺，凡是不合乎体制的观念，统统予以封杀，不让已经被清洗过的人民大脑复兴。当然这需要有个强硬的暴力后盾，威慑另类思想 的传播。

最后还不能让群众太富裕，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在发展和建设中给予消耗。群众不该从社会中得到太多的私人财产，最好要保持刚刚够用的地步。群众惴惴 然，为今后的生存而奔波和操心，就不会有余力去理会政权与主义的合理与否。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准，国家财富增加，一方面，用其资金，建高楼，修地铁，抬卫星上天，办世界大会，有些项目，可能几十年也不能收回成本，但决不会把这份赢余，分担给群众的。另一方面，用抬高房价去收拢城市人的财产，用压低粮价去紧缩农村人的钱包。

这是一门神秘的治国技术，调节到个人的积蓄刚刚好，略嫌不足，群众就永远赞同稳定，永远拥护政权，永远挣扎在生存的死亡线上，无暇多顾其他，万岁！

也说研发人员的缺陷

我也是做研发出身的，而且现在还在产品研发的第一线debug。
做PM一段时间以来，也说说我对做技术人员的一点小小看法。
我们是小公司，不像26、F7那样有专门的培训机会，对新入职的员工重塑人格。
我只想说下自己的一点点感想，借机跟有类似经历的兄弟们探讨下处理相关事情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缺乏基本的礼仪修养。这个我印象极其深刻。招聘过几个技术水平不错和工作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说实在的如果仅仅看第一印象的话我会立即K掉这些人。
对所有来面试的人我都亲自拿纸杯给其倒水，多数人都是拿起杯子就喝，很少有人会说句谢谢。而且喝完或者没有喝完走的时候杯子从不顺手带走，还要我帮他们清理这些垃圾。
其次，沟通能力差，不擅交际。新员工刚入职之后，既不主动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也不主动问询别人叫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就坐在位置上面“哎哎哎”的大声叫嚷。你朝谁叫啊？谁叫哎哎哎？不搭理你是应该的。公司有SVN服务器，张口就是SVN的密码是多少？SVN的IP地址是多少？无语，你不告诉别人你名字，服务器管理员怎么给你添加SVN账户啊？这种情况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新入职的员工一定不会主动告诉自己的名字给别人，也不会主动去询问其他同事的名字，直到在长时间的相互交往中不经意的听到所有员工的名字为止。
再次，认为老员工提供帮助是理所应当。帮一个新入职的员工清理其桌面上的杂物，包含打印机、书籍等重物，此君居然站在旁边，眼睁睁的看我们几个忙活而无动于衷。夸张的是至始至终没有说一个谢谢。当缺少必要的办公用品的时候不是找旁边的同事小声询问相关情况，而是大声的叫嚷“我还要xxx”，“我还缺xxx”，“xxx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跟谁说话，我觉得这种方式更像是在广播。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司而言；他们是新人，而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他们都是工作多年的职场老兵了。
还是这样子！我这点要求不算苛求吧！
拿此跟我接触过的搞市场销售的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难怪说销售是创业之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人抓起来了，黑社会定性搞错了，就查故意伤害，没有故意伤害，就查赌博、涉黃，查寻衅滋事，查行贿贩毒，查非法经营。反正你不可以像圣婴般纯洁。我抓你不能抓错了。

一个官员已经关起来了，没有受贿，查查贪污，没有贪污查违纪，没有违纪查女人。反正不能让他白的进来白的出去。

一个企业要收拾他，没有偷税，查非法经营，没有非法经营，查他注册资本，没有虚假注册，查有无倒卖土地。反正今日中国可以对付企业的罪名有上百个。

一个案件搞错了，法院绝对不能直接判无罪释放，这样国家赔偿责任追究，一群吃公饷的都很麻烦，因此一定要联合起来搞定被告。可以补充侦查其他问题，这笔搞错了其他肯定有，今年没有十年前肯定有，侦查时间可以无限延长，法院可以有罪免处，检察可以有罪相对不诉，可以撤回再诉再慢慢搞，可以撤回再侦查审讯， 公安可以搞取保不移送起诉，你老实了大家无事，不老实我就再抓你。写保证书就此了结，你安耽我安耽，否则跟你没完。

一个群众拆迁事件，可以查谁是幕后推手，可以查谁是头，然后查他有没有偷税，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治安事件。没有问题就收卖，就离间，就分化瓦解，别人二万补偿先给你十万，你帮我。然后我告诉其他人你已经叛变了，你们内讧吵架，我就安耽了。如果还不听，查你煽动闹事，查你非法集资，查你贪污诉讼费，查你违反上访条例关起来。律师敢来叫板，投诉到司法局吊你的照，或者别那么多事，干脆象对付北京律师朱久虎一样，以煽动闹事、诈骗律师费抓了再说。

在“稳定压倒一切”、“和谐司法”的名义下，中国大地每天在上演这种“摆平就是水平”的“公权歪嘴秀”。应当以维持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为已任的公共权力，一天天在上演着这种“歪嘴和尚”才会念的歪经。

“总有一招能治你”是公权力丧失公信力的根源。公共权力是要有道德的。公共权力建立公信力，不是单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不是靠有警察、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而是靠让人民真正相信，公共权力是公平的、人道的、为了每一个人的合法利益的，是严格守法而不是恶意执法的。是有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基础的。如果公共权力也变得象小流氓、山大王组织一样，只要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百姓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更狡诈的手法来对付公权力。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尔虞我诈，阴谋橫行。

政治伦理、公权道德，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当尽快开设的一门课。当然靠开课没有用，权力的异化不是靠教育就能挽回的。但有这种要求总比完全不知道要好。

公权要管理这个社会，必须是堂堂正正的。你犯什么事我查什么事，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你可能是个坏蛋黑社会，但我决不会用坏蛋黑社会的方法去追究你，因 为我要起的是正统社会的示范作用，要建立正常的规则和秩序。公权绝不搞黑吃黑。我有足够强大的保障。有财政，有政府，有警察，有军队，我没有必要用阴谋手 段去对付被管理者。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公权力为何越来越低能，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样子？倒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手握利器，杀心自起！手中握有合法的伤害权却不加限制只能不作恶呢？

兰德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份报告

LAND的报告大多都是给老外自己看的，很少给自己人以外的人看，不过了解下也并非没有好处。
每当我看到老外写的文章，我都很感到惭愧，老外会很有条理的把问题分析清楚，然后量化问题解决方法，分析的既到位又深入。
我还推荐大家看另外一本老外写给老外怎么在中国混饭吃的书-《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
本文来源于：http://www.rand.org/topics/china/。不翻墙估计看不到，真悲哀啊！
正文如下：
（一）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通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三）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
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为了掩饰中国目前的失业，贫穷，惊人的资源浪费等现实，中国政府编造出一串数字来把中国打扮成一个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来填补中国的这个无底洞。
所以当人们下次听到中国政府所宣布的经济高增长率等数字时应该想想这些臆想出来的数字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中国政府粉饰的表面上繁荣的伪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五）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
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和无止境的利益纷争。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奇怪的被称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质量低劣，价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代名词。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色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世界的笑柄。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中国的政府部门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法利亚神甫的话

法利亚神甫说“虽然乱世易作恶，但人类的天性是不愿犯罪的。可是，文明使我们产生了欲望，恶习和不良的嗜好，这种种因素有时会扼杀我们善良的本性，最终引导我们走上犯罪之路。所以不论何种坏事，欲抓那作恶之人，先得去找出能从那件坏事中得利之人”。
妈的，真像我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