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三

如果要真正追求知识，探求真理，那么，犯错是必要的阶段。没有谁的认识能够绕过错误。所谓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也就是试错法。

作为人，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式的认识方式。因此，每一种权威的科学理论与真知灼见，最终都是要被证伪，最后被新的有更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P1->TS->EE->P2，对于问题P1，人们提出假说尝试解决（Tentative Solution）它。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进而产生新的问题P2。随着问题的深入，对问题作尝试解决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就越来越高。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而更应该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

这是科学家的思考方式与认识方式，也是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这样的认识方式与唯物辩证法的那种全知全能，解释一切的方式大不相同，也与中庸之道不相同。这种方式承认人人可能会有错，所谓权威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人能够在知识领域，在思想领域，成为万世师表，成为一统江山式的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从小接受的就是唯物辩证法那种一统天下式的思维教育。唯物辩证法就认为它能够解释世界上一切领域内已经发生的、尚未发生的一切。妈的，这个很扯淡，西方也只是把唯物论、辩证法当作哲学（思想）领域的一个流派，认为马克思只是总结了历史上的某些思想并有所发展而已。在我们国家这套理论被TG选为治国之器之后成为了国内唯一的思想标杆。

真垃圾啊！

我却是个清醒的人。

自律二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有近忧，也必有远虑啊！

自律一

对自己行为的所有细节都深思熟虑、考虑周到是不大可能做到的，故生活一定要在正确的原则基础上养成良好的习惯。

一个人智慧超群、有能力、有意志力实现自己选定的目标，但是由于忽略了这些一般性的行为法则，其结果也会使得目标全部落空。

随时保持警惕：不要被随随便便的念头干扰。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 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 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 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今，这一政体仍然无改。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钱穆所观察到，“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 “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到了唐代，中国就出现了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四种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进入明清之后，财富向权贵、政府和土地聚积的速度更为加快，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 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洗脑式教育

洗脑式教育以统一的社会观念改造和制约被教育者纷杂的思想，从而達到既定目的。群众看起来都很明智，经商谋权，成家立业，各人有各人的出息，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但若追究人到底该怎么生活，这个社会有没有更完满的形态，你觉得这里是一个正常和合理的世界吗？如果群众没有主张，众口一词或者不知所以，那这个社会的统治政权，就已经向群众，实施过洗脑计划了。

政权的洗脑举措，只能发生在专权统治国家。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明清王朝的文字狱，以及台港美的资本主义洗脑政策，特别是德国法西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下面告诉你如何做到：

首先要让群众没文化，不懂如何思考。群众接受国家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术业有专攻，当完成学业后，走向社会，可以以其学识谋求生计。但十余年的寒窗生涯，你能学到的，只是发展现存社会的，诸多专业技术。至于对人生的认识，对社会的看法，则只有某一种，唯一的哲学流派。政权说这即是真理，只能完善，不容置疑。并且歪曲和污蔑其他的哲学体系。没有哲学思辩能力的群众，渐渐认可了政权的逻辑路线，遵守或者偏离，大体不出格式，若有人特立独行，讲一些很不“正统”的话语，就会被群众推进心理医院的。

其次要改造传统的文字，推行新时代的文字。让群众没有能力，去回顾自己的历史。革命之前的文字，是危险的，里面包含了过去时代的诸多信息。群众若能轻易阅读这类语言，将会经常的拿现代和过去做密切的比较，有比较即有高低，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新的语言不仅为集权的统治，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也是为了使其他思想不可能存在。当然一点不学是不可能的，那样无法对群众交代。多少也要学一些，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如果你还是看不懂，那责任不在政府，而在你的懒惰。

再次要有一套宣传的媒体，监督的体制，防止不同的声音被推广。为了谋求发展，在经济上不落后于世界，必然要和其他国家开展交流。非“正统”思想的涌进，在所难免。政权以腐朽堕落来贬低，多少缺乏力度。在世俗层面上，无法有效的控制。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主义和社会，聪明人还是有的，看清了当权者洗脑的诡计，有动摇统治的可能。思想一但形成，很难再加以消除。只能封住他的嘴，审查媒体，归整文艺，凡是不合乎体制的观念，统统予以封杀，不让已经被清洗过的人民大脑复兴。当然这需要有个强硬的暴力后盾，威慑另类思想 的传播。

最后还不能让群众太富裕，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在发展和建设中给予消耗。群众不该从社会中得到太多的私人财产，最好要保持刚刚够用的地步。群众惴惴 然，为今后的生存而奔波和操心，就不会有余力去理会政权与主义的合理与否。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准，国家财富增加，一方面，用其资金，建高楼，修地铁，抬卫星上天，办世界大会，有些项目，可能几十年也不能收回成本，但决不会把这份赢余，分担给群众的。另一方面，用抬高房价去收拢城市人的财产，用压低粮价去紧缩农村人的钱包。

这是一门神秘的治国技术，调节到个人的积蓄刚刚好，略嫌不足，群众就永远赞同稳定，永远拥护政权，永远挣扎在生存的死亡线上，无暇多顾其他，万岁！

也说研发人员的缺陷

我也是做研发出身的，而且现在还在产品研发的第一线debug。
做PM一段时间以来，也说说我对做技术人员的一点小小看法。
我们是小公司，不像26、F7那样有专门的培训机会，对新入职的员工重塑人格。
我只想说下自己的一点点感想，借机跟有类似经历的兄弟们探讨下处理相关事情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缺乏基本的礼仪修养。这个我印象极其深刻。招聘过几个技术水平不错和工作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说实在的如果仅仅看第一印象的话我会立即K掉这些人。
对所有来面试的人我都亲自拿纸杯给其倒水，多数人都是拿起杯子就喝，很少有人会说句谢谢。而且喝完或者没有喝完走的时候杯子从不顺手带走，还要我帮他们清理这些垃圾。
其次，沟通能力差，不擅交际。新员工刚入职之后，既不主动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也不主动问询别人叫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就坐在位置上面“哎哎哎”的大声叫嚷。你朝谁叫啊？谁叫哎哎哎？不搭理你是应该的。公司有SVN服务器，张口就是SVN的密码是多少？SVN的IP地址是多少？无语，你不告诉别人你名字，服务器管理员怎么给你添加SVN账户啊？这种情况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新入职的员工一定不会主动告诉自己的名字给别人，也不会主动去询问其他同事的名字，直到在长时间的相互交往中不经意的听到所有员工的名字为止。
再次，认为老员工提供帮助是理所应当。帮一个新入职的员工清理其桌面上的杂物，包含打印机、书籍等重物，此君居然站在旁边，眼睁睁的看我们几个忙活而无动于衷。夸张的是至始至终没有说一个谢谢。当缺少必要的办公用品的时候不是找旁边的同事小声询问相关情况，而是大声的叫嚷“我还要xxx”，“我还缺xxx”，“xxx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跟谁说话，我觉得这种方式更像是在广播。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司而言；他们是新人，而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他们都是工作多年的职场老兵了。
还是这样子！我这点要求不算苛求吧！
拿此跟我接触过的搞市场销售的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难怪说销售是创业之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人抓起来了，黑社会定性搞错了，就查故意伤害，没有故意伤害，就查赌博、涉黃，查寻衅滋事，查行贿贩毒，查非法经营。反正你不可以像圣婴般纯洁。我抓你不能抓错了。

一个官员已经关起来了，没有受贿，查查贪污，没有贪污查违纪，没有违纪查女人。反正不能让他白的进来白的出去。

一个企业要收拾他，没有偷税，查非法经营，没有非法经营，查他注册资本，没有虚假注册，查有无倒卖土地。反正今日中国可以对付企业的罪名有上百个。

一个案件搞错了，法院绝对不能直接判无罪释放，这样国家赔偿责任追究，一群吃公饷的都很麻烦，因此一定要联合起来搞定被告。可以补充侦查其他问题，这笔搞错了其他肯定有，今年没有十年前肯定有，侦查时间可以无限延长，法院可以有罪免处，检察可以有罪相对不诉，可以撤回再诉再慢慢搞，可以撤回再侦查审讯， 公安可以搞取保不移送起诉，你老实了大家无事，不老实我就再抓你。写保证书就此了结，你安耽我安耽，否则跟你没完。

一个群众拆迁事件，可以查谁是幕后推手，可以查谁是头，然后查他有没有偷税，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治安事件。没有问题就收卖，就离间，就分化瓦解，别人二万补偿先给你十万，你帮我。然后我告诉其他人你已经叛变了，你们内讧吵架，我就安耽了。如果还不听，查你煽动闹事，查你非法集资，查你贪污诉讼费，查你违反上访条例关起来。律师敢来叫板，投诉到司法局吊你的照，或者别那么多事，干脆象对付北京律师朱久虎一样，以煽动闹事、诈骗律师费抓了再说。

在“稳定压倒一切”、“和谐司法”的名义下，中国大地每天在上演这种“摆平就是水平”的“公权歪嘴秀”。应当以维持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为已任的公共权力，一天天在上演着这种“歪嘴和尚”才会念的歪经。

“总有一招能治你”是公权力丧失公信力的根源。公共权力是要有道德的。公共权力建立公信力，不是单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不是靠有警察、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而是靠让人民真正相信，公共权力是公平的、人道的、为了每一个人的合法利益的，是严格守法而不是恶意执法的。是有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基础的。如果公共权力也变得象小流氓、山大王组织一样，只要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百姓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更狡诈的手法来对付公权力。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尔虞我诈，阴谋橫行。

政治伦理、公权道德，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当尽快开设的一门课。当然靠开课没有用，权力的异化不是靠教育就能挽回的。但有这种要求总比完全不知道要好。

公权要管理这个社会，必须是堂堂正正的。你犯什么事我查什么事，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你可能是个坏蛋黑社会，但我决不会用坏蛋黑社会的方法去追究你，因 为我要起的是正统社会的示范作用，要建立正常的规则和秩序。公权绝不搞黑吃黑。我有足够强大的保障。有财政，有政府，有警察，有军队，我没有必要用阴谋手 段去对付被管理者。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公权力为何越来越低能，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样子？倒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手握利器，杀心自起！手中握有合法的伤害权却不加限制只能不作恶呢？

兰德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份报告

LAND的报告大多都是给老外自己看的，很少给自己人以外的人看，不过了解下也并非没有好处。
每当我看到老外写的文章，我都很感到惭愧，老外会很有条理的把问题分析清楚，然后量化问题解决方法，分析的既到位又深入。
我还推荐大家看另外一本老外写给老外怎么在中国混饭吃的书-《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
本文来源于：http://www.rand.org/topics/china/。不翻墙估计看不到，真悲哀啊！
正文如下：
（一）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通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三）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
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为了掩饰中国目前的失业，贫穷，惊人的资源浪费等现实，中国政府编造出一串数字来把中国打扮成一个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来填补中国的这个无底洞。
所以当人们下次听到中国政府所宣布的经济高增长率等数字时应该想想这些臆想出来的数字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中国政府粉饰的表面上繁荣的伪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五）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
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和无止境的利益纷争。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奇怪的被称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质量低劣，价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代名词。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色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世界的笑柄。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中国的政府部门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