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追求的品质

顽强、坚忍是我追求的品质。

我现在距离此还有不小的差距，努力赶上，把此锤炼为一种习惯，最后达到习惯成自然之境界。

终我一生，伴我一生。

徐中约评太祖

看《中国近代史》（徐中约著），在太祖驾崩之后，徐中约教授有一段简短的评论，最后用八个字进行概括：

“革命有余，建国不足”

纵观太祖一生，此八字之评价相当公平。

徐中约教授洞察力卓越，学识渊博，看待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也非常人所及。

无主之悲

最早听到有关此种看法的是从能哥那里。

能哥是个非常有主见、有着鲜明个人观点的大哥级人物。

他对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和现象总能从更深层次的分析出问题，能够从更深、更高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能哥从不把他的观点总结出来、写出来，他只在认为你是他朋友的前提下跟你畅谈这些事情，他从不公开发表这些观点，所以能够了解他想法和思想的人很少。

后来我看到了时寒冰写的这篇文章，文章的观点和能哥基本一致，遂转述，做细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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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挑筋、阉割等法外酷刑无所不用。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污就是抢占他的财富，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当令人感慨：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从斯大林到齐奥赛斯库，从萨达姆到金日成再到红色高棉……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人民公敌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烈士，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被惨无人道的虐杀、凌辱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部分成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原文）：“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通过抓阄的方式（明朝最黑暗的时代同样是采用抓阄的方式来分配利益，因为这是唯一的最合理的方法了），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的人（采用这种最公平的方式仍然得罪人，可见现实之环境与明末相比恶劣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认可，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时寒冰草于2011年8月2日

自省五

人生的目标，不仅仅是理想，同时也是束缚。

这是多么深刻的一句话啊！

专注于人生设立的目标是件好事，专注的态度有利于集中精力和资源实现目标，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作茧自缚。

曾国藩自我完善之路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

抛开时代限制，曾国藩弥补了孔子儒家学说三个明显不足：

第一，缺乏成功人士作为理论的形象代言人。孔丘作为一个政治顾问游走各诸侯国，理论被君王们怀疑没有速效，业务始终开展乏力。没有超级成功案例的励志型理论缺乏吸引性。

第二，没有很好的编写理论教材。《论语》是本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书。优点是孔丘这个倔老头的教导和体会，一句是一句，不掺一点水分。缺点是毫无组织，毫无主题。

第三，理论没有很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时代的要求丰富理论体系。孔丘时代，没有工业革命、外族入侵、邪教猖獗、帝国官僚体系庞大、鸦片和海外贸易等一系列困扰近现代中国人的问题。

曾国藩在苦修敏行儒学的基础上，拿庄周来平衡心态，拿韩非来增加实用性。用其平定太平天国、位极人臣的事实和修订精良的《曾文正公全集》，证明儒学可以致事功，儒学可以更丰富更实用，儒学可以与时俱进、漂亮地解决现代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孔丘创立儒学的三不足。

这点很重要，可以看出，古之成大事者，都是杂糅各家学说，审时度势，取其所长，灵活运用。死读书、读死书是成不了事的。

尽管不比德国哲学家那样构建完整逻辑理论体系，至少普及本《曾文正公嘉言钞》有了大致分类：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而曾国藩自己在三十八岁时编写的《曾氏家训》，也按修身、齐家、治国分成了三十二目。

立功

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之后在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四十三岁，组建湘军。五十四岁，湘军攻陷天京，灭太平天国。五十五岁，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六十岁处理天津教案。六十一岁，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六十二岁病逝于两江督署。

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可验证：

第一，通才是存在的，人事练达，世事洞明，依靠常识百事可做。无论是抓黄禁毒还是整饬经济外交军事教育，里面贯穿着一条永远闪光的金线。

第二，做事是硬道理。如果想建功立业，只能务实不务虚，到前线去，柴米油盐酱醋茶，真刀真枪对付痞子混子傻子疯子，对一张完整明确的损益表负责。

曾国藩破天京之后，手握重兵，具备争天下之实力。我认为他当时一定用SWOT分析法分析过自己的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没有起事的真正原因不知，但可从有关史料窥知一二。

或许真如其所言“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吧！

立言

曾国藩初到京城，太平天国还没成气候，立功尚时机未到，立德太遥远太近乎扯淡。

他最初的理想是以文章闻名于朝野，一扫文坛的颓风。"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他的目标很高："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其文采平平，一个原因是天分有限，老天不可能把所有好事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同时，几乎所有的好事都是双刃剑，一个人语缓行迟老成持重，很容易成就事功，但是很难心骛八极笔惊天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俗务缠身，一直没能当上职业作家。

长期纪律严格的阅读造成曾国藩对文字的见识强于他的写作能力，他编的文字比他自己写的文字强，他的评论比他的创作强，他的应用文比他的其他文字强。

曾国藩堪称应用文的大师，有话才说，意尽则止，辞足则止，决不多添一笔。逝后150年，无论家书还是文正公全集都引得无数追随者学习，无论文字如何，这足以证明他已经立言而不朽。

曾国藩走过的是一条自我完善之路。

第一个要点是正心诚意，有坚定信仰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

"功可强立，名可强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第二个要点是养成好习惯

在生活学习上，曾国藩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矩，一执行就是一辈子。比如，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比如，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比如，读史："丙申年讲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而且同家人共同营造气氛："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日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第三个要点是好心境

"花未全开月未圆"，"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恬静书味"，"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

灭了太平天国，曾国藩马上自销湘军，自树对手淮军。两年后，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一切职务，注销爵位，提前退休。

并非一辈子做到上述三点，正心诚意，以好心境遵循好习惯就能成曾国藩。做到以上三点，再加上生而神灵也只是做到了人和。

还有地利，如果曾国藩的家乡是北京而不是湖南，很难想象会有三千汉子放弃天子脚下的舒服日子不过，挥舞梭镖长矛和曾国藩一道走向一条近乎死路的天京之旅。

还有天时，如果没太平天国，其顶多“无灾无祸到公卿，不谥文恭便谥文正”，成为普通一大臣而已。故，也要记得“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多方相助之友，亦必有泰山压顶之敌”。

自省四

我不是那种天份很好的人，学东西不快，反应也不是很机敏，资质平平，除去不公之因素（社会又有什么是公平的呢？），我只能读个二流的大学。

我也不是那种有深厚背景的人，家里既没有任何亲属是达官显贵也没有富甲天下的富翁。

我跟无数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一样，两手空空却心怀梦想，企图实现自己的抱负。

我所在的北方农村有句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意思是说做事情不怕做的慢，就怕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走走停停，有始无终。如果你是一个长跑爱好者，或许你会对这句谚语有深厚的理解。

每当我做完热身运动开始沿着荔香公园跑步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就会浮现出这句谚语。

我是个略微体重超标的家伙，一米七五的身高，87公斤的体重，长跑对我而言是件考验毅力的事情。荔香公园高低起伏的跑道给我的跑步增加了许多乐趣。

每当我跑到第二圈的时候，我的腿就累的发软，我多想走两步，这是脑袋里面反复的出现“不怕慢、就怕站、不怕慢、就怕站、不怕慢、就怕站……”。我亲眼看到有些人似乎跑的很快，但是只能跑个2、3百米，然后就停下来慢慢的走。

人生不是100米赛跑，人生更像是马拉松。

我就咬紧牙关，坚持，哪怕我跑的比别人走的还慢，我还是坚持跑，坚决不走。我知道，其实跑步很难受的时候就那么一会儿，就想飞机突破音障一样，你坚持过那么一会儿了，也就无所谓了，突破功能性障碍之后你还能继续奔跑，而且跑的很舒服。

我就是这样跑步的，那些突然快速的超越我的人，由于他们的浅尝辄止和有始无终最终都被我甩在身后了。

资质平平，背景一般，所以唯有勤和恒来制胜。

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检讨自己的过失，勤勉努力，坚持不懈。

以自勉。

作息时间表

序号	事件名称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持续时间	备 注
1	跑步	6：00	7：10	70分钟	荔香公园
2	洗漱	7：15	7：40	25分钟
3	上班	7：45	8：10	25分钟	步行
4	工作准备	8：10	8：25	15分钟	列本日工作计划
5	工作	8：30	11：45	3.5小时
6	午餐	11：50	12：30	40分钟	吃饱
7	午休	12：40	13：20	40分钟	保证30分钟午睡
8	工作	13：30	18：00	4.5小时
9	加班/下班	18：00	21：30	3.5小时	含回家时间/机动安排
10	洗漱	21：30	22：00	30分钟
11	看书	10：00	11：30	1.5小时
12	睡觉	23：30	6：00	6.5小时

读《韩非子》

近日购得中华书局《韩非子》一书，阅之受益颇多，辑若干有代表性的语句如下，以为反复查阅。

“爱臣太亲，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中国官场是恶虎相争的角斗场，不是你死，即是我亡。所以，君王要紧握权柄，时时抑制、杀戮爱臣、贵臣。

“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

------如果千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百乘重臣窥隙候变，从而夺得臣民，改朝换代；如果万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千乘重臣鼾睡于侧，伺机篡国夺权。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暴、夺权。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

------专制统治都不容许老百姓聚在一块，像秦，三人聚议，必杀无赦。此现象古今同如，没什么变化。

“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

------君臣之间一天有上百次冲突，没有制度、规则、法治的约束，没有人民的主权、治权，上下一日百战的戏会没完没了地上演。

“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

------怕臣民显贵，尾大不掉，功高震主，中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酷烈屠杀。

“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君与臣得利益是相反的，何以见得？答：主上的利益在于尊贤使能，而臣子得利益在于无能而任官；主上的利益在于按功行赏，而臣子的利益在于无功受禄；主上得利益在于使用能人，而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韩非子认定君臣之利异，所以，君主要警惕臣下的一举一动。君臣关系成为虎狼关系。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大凡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被宠幸的权势。所以，君主所喜欢的，大臣顺着恭维；君主所憎恶的，大臣跟着诋毁。大凡人的一般情况是，爱憎相同的就相互肯定，爱憎不同的就相互否定。“夫安利（安全有利）者就（趋之若鹜）之，危害者去（避之不及）之，此人之情也”。人性的弱点，韩非子洞察秋毫。特别是，中国人性情曲谨，不率直，善于溜须拍马，为民族之大病痛。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讲信用很难，也很难让中国人信任别人。

“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所以，作为臣子的，没有片刻停止他的窥视君主的活动，而君主疏忽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有劫君弑主的事发生的原因。在中国，不仅君臣是敌人，常常人与人之间都是敌人。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

------韩非认为，父子、夫妻、君臣的关系都不可靠。

“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

------大权旁落，于是君与臣的位置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不能将权势让给大臣。一个“权”字，一个“官”字，中国人最为觊觎，最为看重，十二分地垂涎欲滴。

“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所以一个人做事和帮助人，如果一心考虑对别人有利，那么与疏远的越国人也能和谐相处；如果一心考虑对自己有害，那么父子之间也会分离和仇怨。“利”、“害”二字，韩非子研究得最透。

“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明确地行赏），则民劝功（劝勉立功）；严刑，则民亲法（重视刑法）”

------严刑峻法，秦太过了，忽视恩德之功效，走极端必遭失败。

“圣人之治民，先治者强，先战者胜”

------圣人治国，未等用刑，人民就服法，这样国力就强大；未等开战，就稳操胜券，这样必胜无疑。圣人就是善于恐吓人民的统治者！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安息）。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法家政治行不通）”

------法家不让人民安息，始皇即调用全国四分之三的壮年劳动力做苦力，如此，法家政治虽然行得通了，但人民却要让统治者淤塞而死了。

“故治民无常（没有永恒不变的常规），唯法为治。法与时转（法律随时代而变化）则治，治与世宜（治国的措施适应社会现实）则有功”

------儒家、道家都主张回到旧时，不变法统，惟有法家眼睛向前看，主张变法。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只是中国二千年才出这么几个改革家，难怪国家江河日下，积重难返。

“去好去恶，群臣见素”

------君主不表现出好恶的感情，让大臣们无法揣摩。中国的帝王们一个个都像神秘的红衣主教，喜怒莫测，行为变幻不定。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战战兢兢办事。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帝王之道在于秘不可泄，运用之巧在于不为人所知。神秘莫测是专制政治的特点，公开透明是民主政治的特点。

“涵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帝王要掩藏起自己的行迹，不暴露自己的观点，使得臣下无从探测；要运用智慧于无形之中，不显示自己的才能，使得臣下无从揣度。传统政治总是要神秘其事，甚至搞个人崇拜，把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说得伟大无比，臣民们则感恩零涕。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中国的统治者学习了老子的静退治国之术以及韬光养晦之术，个个都是阴谋家。

“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所以，让群臣陈述其言，按照其言让他办事，然后按照其事责成其成功。如果大臣功效卓著，言行一致，就对他赏赐；如果功效甚微，言行不一，就对他诛罚。韩非子要求臣子言行一致，这对当今企业管理有借鉴意义。

“天下有信数（规律）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再有智能也有办不成的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

------韩非子以强权、暴力闻名，但他还是认识到强权、暴力不能成就一切事情。

“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耀武扬威于）城市；党与（党羽、仆人）虽众，不得臣（拥有）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没有自己的小朝廷），处军无私交”

------在韩非子的眼里，臣子之间不得私下往来，军人之间不得有私交，否则是另立“私朝”，这是杀头之罪。

“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

------君主丧失神威，那么奸臣就会步步紧逼；如果主上对此不了解，凶猛的乱臣贼子会伪装成忠实的狗。韩非子要树立君王的绝对的权威，哪怕他是昏君，臣民也不得冒犯他。

“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

------探测臣子的意图，剥夺他的权势。主上使用杀伐大权，要象电闪雷鸣般迅速猛烈。臣民的性命不如狗，随时可能掉脑袋。朱元璋时，臣子上朝，都哭着与妻儿洒泪而别。

“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右丈者，可亡也”------群臣推崇诸子学问，门客喜欢辩论，商人将财物囤积于境外，小民持械好斗的，就可能亡国。推崇学问，可能亡国，真是闻所未闻的文化专制理论。

“官职可以众求（靠党羽之众取得），爵禄可以货得（以钱财买到）者，可亡也”------官官相护，官官相托，是寻常事，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买官鬻爵也是历朝历代直至今天的惯例。

“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树木的折断一定是通过蛀蚀，墙的崩塌一定是通过裂缝。然而树木虽有蛀蚀，没有疾风是不会折断的；墙虽有缝隙，没有大雨是不会倒塌的。强国的君主，如果能运用法术作为急风暴雨去摧毁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君，那么兼并天下是不难的。韩非子主“霸道”，认为，灭敌国必以急风暴雨，兼并天下必以强大兵势。他没有儒家、道家、兵家的心战、战胜而不失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思想。

“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之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

------中国兵家强调“势”，法家也强调“势”，韩非子的学说是法、术、势三位一体。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治国的手段）具（具备）矣”

------法家虽赏罚并用，但赏为表，罚为里。（古代）中国的法就只是刑法，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民法。

“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诛罚）莫如重，使民畏之；毁（叱责）莫如恶（厉害一些），使民耻之”

------秦始皇、曹操、隋炀帝、武则天、朱元璋、朱棣、万历皇帝、雍正都继承了重刑峻法的传统。

“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视人为工具，“上君”也不过是利用他人之智而已，没有人尊重其人格。直到现代，我们也还是追求“成才”，为人所用，或者成为“千里马”，为伯乐所赏识。

“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则下上，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

------亲戚妻儿，可作为人质，加以软禁；爵禄丰厚，可稳住对方；相互制约，可束缚对方。贤者由于有人质而不敢有任何活动，贪婪的人由于有高官厚禄而使他的野心暂时得以歇息，奸邪的人由于有相互制约而无计可施。容忍有罪过的人而不加以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上；小的奸邪不除掉，就会导致大的诛杀；罪名与罪行相符，就直接杀掉他；让他活着碍事，处死他又名不正言不顺，就在饮食中投毒而加以暗害。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与韩非子如出一辙，他们都洞察人性恶的本质，提出了暴力和阴谋诡计的思想。可是，马氏比韩非子晚两千年。而且，马氏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支流，被人称为“罪恶的马基雅维里”，如今商业上“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不讲信用、龌龊卑鄙的代名词，而韩非子在中国却一直代表了文化主流，中国政治文化就是儒法互补的。可见，中国人的暴力和诡计思想之源远流长。韩非子可谓不择手段，教人暗杀、下毒，反映了统治者的残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韩非子教秦始皇施暴，自己最终也被秦始皇害死。这叫作法自毙！法家的商鞅也是同样的下场。

“明主兼行上下，故奸无所失。伍、闾、连、县而邻，谒过赏，失过诛”

------明君同时监视上层与下层，所以不会漏掉一个奸贼。使各级组织：伍、闾、连、县都象邻居，互相监督，告发坏人的就进行奖赏，放走了坏人的就加以诛罚。从商鞅到韩非子直至文革，皆以连坐对付“奸人”，为后世所秘用。

“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君主听言不加以检验，就无法责求臣下的事功；不督促说话切合实际，邪说就会迎合君主）“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明君的为君之道是：臣子不得有两种进说之辞，必须仅持一种；不得任意行动，必须合乎他的言论，这样，奸臣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要求臣下言行一致，以防巧言令色的谄媚之徒得势，这是人治的高招。法治社会由于规章制度、法律、选民具有监督只能，小人难成气候。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表彰个人品行，就分去了君主的威势；听信于仁义说教，就败坏了法制。韩非子把奖赏与树立自己的权威、道德教育与法制对立起来，走极端。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臣民不得因给私家谋利而得到功名，功名的取得，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律。赏罚必须全部出自君主，不得让大臣握有赏罚“二柄”，这是韩非子给君主的建议。

“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七术是；第一，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第二，有罪必罚，以显示君王的威严，第三，对有功者赏赐讲信用，尊贤使能，第四，逐一听取臣子的主张，然后责求他们的功效，第五，用不确切的诏书诡诈地指使臣下，看他们是否忠诚，第六，明知故问，以考察臣下是否说真话，第七，故意颠倒着说、反过来做，以刺探臣下的实情。这七种方术，是君主经常用到的。韩非子有“御臣七术”、“五术”等，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参见《韩非子》），他可谓为统治者呕心沥血，竭尽了心智，可惜，统治者只用其术，不用其人，甚至杀害其人。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一个人不兼任其它官职，以防越位；一个官吏不兼管其它事情，以防侵权。如何防止越权、僭位，是韩非子理论的核心之一。

“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再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这就是私人告密和连坐受刑所起的作用。明王朝锦衣卫、东厂、西厂特务组织之起源。

“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

------把大臣往火上烤，言与不言，都有死的危险。所以，我们说，传统政治是以生命冒险的政治，而现代政治则是大家共同遵守同一“游戏规则”的政治。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谋私利的歪门邪道）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谋私行为）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中国政治、文化都是否定“私”和“私利”的，而现代中国政治亦然。

“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

------所以，英明的君主按法律考核选拔人才，不让臣子予智自雄；按法律衡量功绩，不让臣子自视有功。人才不被埋没，过失不被掩饰，并不凭声誉决定进用，也不应诽谤斥退官员。建立客观的功绩评价制度，不听信任何毁誉之辞，这对当今的人事制度有借鉴价值。可惜，人治的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做到的。

“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

------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排除私心的，严刑是用来执行命令、惩罚臣下的。严刑峻法，适可而止，审时度势用之！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律不会奉迎显贵臣子，就像墨绳不会避绕木头的弯曲之处一样）“刑过（惩罚过错）不避大臣，赏善（赏赐善举）不遗匹夫”

------法贵公平。

“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若刑。刑重，则不敢以贱易贵；法审，则上尊而不侵”

------统一人们的行为规范，没有比法律更好的；整饬官吏，威慑民众，消除荒淫怠惰的行为，禁止欺诈虚伪的风气，没有比用刑更好的。刑罚重，低贱的人就不敢侵犯高贵的人；法律严，君主就受人尊重而不被侵凌。中国的法制只是宰制、控制、弹压、屠戮人民的刑法，而鲜有任何保护人民权利之法。

“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违法而专权）；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抢功而代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放弃法律）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体会。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

------韩非子一向以“霸道”、“强权”称世，体会之。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术是藏于胸中，以处理各种事宜而且暗中操纵群臣的权术。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而术则不要显露出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权术就是，根据能力授予相应的官位，按照名位而责求实际的功效，稳操生杀予夺的大权，约束群臣的有能力者。韩非子法家的核心是“术”，即阴谋权术。其术五花八门，堪称中国一绝。

“君无术则蔽（受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手段）也”

------权术是帝王所用的，法律是约束臣下的，自古而然。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万乘之君的祸患，在于大臣的权势太重；千乘之君的祸患，在于对左右太信任，这是君主所共有的患害。中国社会的病症在于权势，中国人的病症在于不讲信用。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龙作为一种动物，柔顺时可骑着玩。但它的颈下长有一尺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会伤人。君主也有逆鳞，游说的人如果能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则离成功差不远了。因触龙之逆鳞而亡多亦，何为生存之道？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这里所谓的“奸”，主要指知识分子的活动。韩非子建议对知识分子诛心灭迹，任何专制社会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

------韩非子只是主张利用民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多数情况下是主张违逆人心，实行强权恐怖统治的。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威严），三曰名（通过宣传教育使得行为名正言顺）。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

------利为钓饵，威为威吓，名为欺骗人民。

“有令不听从，谓之勇。少欲、宽惠、行得，谓之仁。私学成群，谓之师徒”

------韩非子反对儒家之“勇”、“仁”、“私学”，认为皆与法制背道而驰。

“上宜禁其欲，灭其迹。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从法令、有二心、务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

------对于知识分子，韩非子主张“禁其欲”、“灭其迹”、“破其群”、“散其党”，实行文化灭绝政策。秦始皇、明太祖、雍正得其道而行之。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己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视百姓为“不可用”之“婴儿”，所以，不必“得民之心”，这说出了历史的真相。明太祖何曾忌惮过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或许是对的，但失民心者不一定失天下（民主社会另当别论）。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从道德角逐，到智谋角逐，再到强力取胜，人类社会愈加凶险。韩非子分析社会深刻。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把人民当作动物，只行赏罚而已。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文章会扰乱法度，思想会危及统治，言论会祸及安定，古今亦然。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而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韩非子愚蠢地认为，仁义道德、文学文化皆与法制对立。

“其学者……其言谈者……其带剑者……其患御者……其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害虫）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指法术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灭亡的朝代），亦勿怪矣”

------把学者、言谈者、商人都列入“邦之蠹”之列，所以，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商人都抬不起头来，从来没有言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陷入了愚昧、贫困、落后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