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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1, 2011

读《韩非子》

近日购得中华书局《韩非子》一书,阅之受益颇多,辑若干有代表性的语句如下,以为反复查阅。

爱臣太亲,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中国官场是恶虎相争的角斗场,不是你死,即是我亡。所以,君王要紧握权柄,时时抑制、杀戮爱臣、贵臣。

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

------如果千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百乘重臣窥隙候变,从而夺得臣民,改朝换代;如果万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千乘重臣鼾睡于侧,伺机篡国夺权。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暴、夺权。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

------专制统治都不容许老百姓聚在一块,像秦,三人聚议,必杀无赦。此现象古今同如,没什么变化。

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

------君臣之间一天有上百次冲突,没有制度、规则、法治的约束,没有人民的主权、治权,上下一日百战的戏会没完没了地上演。

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

------怕臣民显贵,尾大不掉,功高震主,中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酷烈屠杀。

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君与臣得利益是相反的,何以见得?答:主上的利益在于尊贤使能,而臣子得利益在于无能而任官;主上的利益在于按功行赏,而臣子的利益在于无功受禄;主上得利益在于使用能人,而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韩非子认定君臣之利异,所以,君主要警惕臣下的一举一动。君臣关系成为虎狼关系。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大凡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被宠幸的权势。所以,君主所喜欢的,大臣顺着恭维;君主所憎恶的,大臣跟着诋毁。大凡人的一般情况是,爱憎相同的就相互肯定,爱憎不同的就相互否定。“夫安利(安全有利)者就(趋之若鹜)之,危害者去(避之不及)之,此人之情也”。人性的弱点,韩非子洞察秋毫。特别是,中国人性情曲谨,不率直,善于溜须拍马,为民族之大病痛。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讲信用很难,也很难让中国人信任别人。

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所以,作为臣子的,没有片刻停止他的窥视君主的活动,而君主疏忽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有劫君弑主的事发生的原因。在中国,不仅君臣是敌人,常常人与人之间都是敌人。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

------韩非认为,父子、夫妻、君臣的关系都不可靠。

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

------大权旁落,于是君与臣的位置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不能将权势让给大臣。一个“权”字,一个“官”字,中国人最为觊觎,最为看重,十二分地垂涎欲滴。

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所以一个人做事和帮助人,如果一心考虑对别人有利,那么与疏远的越国人也能和谐相处;如果一心考虑对自己有害,那么父子之间也会分离和仇怨。“利”、“害”二字,韩非子研究得最透。

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明确地行赏),则民劝功(劝勉立功);严刑,则民亲法(重视刑法)

------严刑峻法,秦太过了,忽视恩德之功效,走极端必遭失败。

圣人之治民,先治者强,先战者胜

------圣人治国,未等用刑,人民就服法,这样国力就强大;未等开战,就稳操胜券,这样必胜无疑。圣人就是善于恐吓人民的统治者!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安息)。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法家政治行不通)

------法家不让人民安息,始皇即调用全国四分之三的壮年劳动力做苦力,如此,法家政治虽然行得通了,但人民却要让统治者淤塞而死了。

故治民无常(没有永恒不变的常规),唯法为治。法与时转(法律随时代而变化)则治,治与世宜(治国的措施适应社会现实)则有功

------儒家、道家都主张回到旧时,不变法统,惟有法家眼睛向前看,主张变法。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只是中国二千年才出这么几个改革家,难怪国家江河日下,积重难返。

去好去恶,群臣见素

------君主不表现出好恶的感情,让大臣们无法揣摩。中国的帝王们一个个都像神秘的红衣主教,喜怒莫测,行为变幻不定。

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战战兢兢办事。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帝王之道在于秘不可泄,运用之巧在于不为人所知。神秘莫测是专制政治的特点,公开透明是民主政治的特点。

涵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帝王要掩藏起自己的行迹,不暴露自己的观点,使得臣下无从探测;要运用智慧于无形之中,不显示自己的才能,使得臣下无从揣度。传统政治总是要神秘其事,甚至搞个人崇拜,把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说得伟大无比,臣民们则感恩零涕。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中国的统治者学习了老子的静退治国之术以及韬光养晦之术,个个都是阴谋家。

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所以,让群臣陈述其言,按照其言让他办事,然后按照其事责成其成功。如果大臣功效卓著,言行一致,就对他赏赐;如果功效甚微,言行不一,就对他诛罚。韩非子要求臣子言行一致,这对当今企业管理有借鉴意义。

天下有信数(规律)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再有智能也有办不成的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

------韩非子以强权、暴力闻名,但他还是认识到强权、暴力不能成就一切事情。

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耀武扬威于)城市;党与(党羽、仆人)虽众,不得臣(拥有)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没有自己的小朝廷),处军无私交

------在韩非子的眼里,臣子之间不得私下往来,军人之间不得有私交,否则是另立“私朝”,这是杀头之罪。

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

------君主丧失神威,那么奸臣就会步步紧逼;如果主上对此不了解,凶猛的乱臣贼子会伪装成忠实的狗。韩非子要树立君王的绝对的权威,哪怕他是昏君,臣民也不得冒犯他。

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

------探测臣子的意图,剥夺他的权势。主上使用杀伐大权,要象电闪雷鸣般迅速猛烈。臣民的性命不如狗,随时可能掉脑袋。朱元璋时,臣子上朝,都哭着与妻儿洒泪而别。

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右丈者,可亡也------群臣推崇诸子学问,门客喜欢辩论,商人将财物囤积于境外,小民持械好斗的,就可能亡国。推崇学问,可能亡国,真是闻所未闻的文化专制理论。

官职可以众求(靠党羽之众取得),爵禄可以货得(以钱财买到)者,可亡也------官官相护,官官相托,是寻常事,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买官鬻爵也是历朝历代直至今天的惯例。

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树木的折断一定是通过蛀蚀,墙的崩塌一定是通过裂缝。然而树木虽有蛀蚀,没有疾风是不会折断的;墙虽有缝隙,没有大雨是不会倒塌的。强国的君主,如果能运用法术作为急风暴雨去摧毁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君,那么兼并天下是不难的。韩非子主“霸道”,认为,灭敌国必以急风暴雨,兼并天下必以强大兵势。他没有儒家、道家、兵家的心战、战胜而不失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思想。

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之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

------中国兵家强调“势”,法家也强调“势”,韩非子的学说是法、术、势三位一体。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治国的手段)具(具备)矣

------法家虽赏罚并用,但赏为表,罚为里。(古代)中国的法就只是刑法,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民法。

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诛罚)莫如重,使民畏之;毁(叱责)莫如恶(厉害一些),使民耻之

------秦始皇、曹操、隋炀帝、武则天、朱元璋、朱棣、万历皇帝、雍正都继承了重刑峻法的传统。

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视人为工具,“上君”也不过是利用他人之智而已,没有人尊重其人格。直到现代,我们也还是追求“成才”,为人所用,或者成为“千里马”,为伯乐所赏识。

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则下上,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

------亲戚妻儿,可作为人质,加以软禁;爵禄丰厚,可稳住对方;相互制约,可束缚对方。贤者由于有人质而不敢有任何活动,贪婪的人由于有高官厚禄而使他的野心暂时得以歇息,奸邪的人由于有相互制约而无计可施。容忍有罪过的人而不加以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上;小的奸邪不除掉,就会导致大的诛杀;罪名与罪行相符,就直接杀掉他;让他活着碍事,处死他又名不正言不顺,就在饮食中投毒而加以暗害。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与韩非子如出一辙,他们都洞察人性恶的本质,提出了暴力和阴谋诡计的思想。可是,马氏比韩非子晚两千年。而且,马氏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支流,被人称为“罪恶的马基雅维里”,如今商业上“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不讲信用、龌龊卑鄙的代名词,而韩非子在中国却一直代表了文化主流,中国政治文化就是儒法互补的。可见,中国人的暴力和诡计思想之源远流长。韩非子可谓不择手段,教人暗杀、下毒,反映了统治者的残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韩非子教秦始皇施暴,自己最终也被秦始皇害死。这叫作法自毙!法家的商鞅也是同样的下场。

明主兼行上下,故奸无所失。伍、闾、连、县而邻,谒过赏,失过诛

------明君同时监视上层与下层,所以不会漏掉一个奸贼。使各级组织:伍、闾、连、县都象邻居,互相监督,告发坏人的就进行奖赏,放走了坏人的就加以诛罚。从商鞅到韩非子直至文革,皆以连坐对付“奸人”,为后世所秘用。

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君主听言不加以检验,就无法责求臣下的事功;不督促说话切合实际,邪说就会迎合君主)“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明君的为君之道是:臣子不得有两种进说之辞,必须仅持一种;不得任意行动,必须合乎他的言论,这样,奸臣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要求臣下言行一致,以防巧言令色的谄媚之徒得势,这是人治的高招。法治社会由于规章制度、法律、选民具有监督只能,小人难成气候。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表彰个人品行,就分去了君主的威势;听信于仁义说教,就败坏了法制。韩非子把奖赏与树立自己的权威、道德教育与法制对立起来,走极端。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臣民不得因给私家谋利而得到功名,功名的取得,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律。赏罚必须全部出自君主,不得让大臣握有赏罚“二柄”,这是韩非子给君主的建议。

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七术是;第一,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第二,有罪必罚,以显示君王的威严,第三,对有功者赏赐讲信用,尊贤使能,第四,逐一听取臣子的主张,然后责求他们的功效,第五,用不确切的诏书诡诈地指使臣下,看他们是否忠诚,第六,明知故问,以考察臣下是否说真话,第七,故意颠倒着说、反过来做,以刺探臣下的实情。这七种方术,是君主经常用到的。韩非子有“御臣七术”、“五术”等,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参见《韩非子》),他可谓为统治者呕心沥血,竭尽了心智,可惜,统治者只用其术,不用其人,甚至杀害其人。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一个人不兼任其它官职,以防越位;一个官吏不兼管其它事情,以防侵权。如何防止越权、僭位,是韩非子理论的核心之一。

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再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这就是私人告密和连坐受刑所起的作用。明王朝锦衣卫、东厂、西厂特务组织之起源。

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

------把大臣往火上烤,言与不言,都有死的危险。所以,我们说,传统政治是以生命冒险的政治,而现代政治则是大家共同遵守同一“游戏规则”的政治。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谋私利的歪门邪道)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谋私行为)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中国政治、文化都是否定“私”和“私利”的,而现代中国政治亦然。

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

------所以,英明的君主按法律考核选拔人才,不让臣子予智自雄;按法律衡量功绩,不让臣子自视有功。人才不被埋没,过失不被掩饰,并不凭声誉决定进用,也不应诽谤斥退官员。建立客观的功绩评价制度,不听信任何毁誉之辞,这对当今的人事制度有借鉴价值。可惜,人治的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做到的。

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

------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排除私心的,严刑是用来执行命令、惩罚臣下的。严刑峻法,适可而止,审时度势用之!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律不会奉迎显贵臣子,就像墨绳不会避绕木头的弯曲之处一样)“刑过(惩罚过错)不避大臣,赏善(赏赐善举)不遗匹夫

------法贵公平。

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若刑。刑重,则不敢以贱易贵;法审,则上尊而不侵

------统一人们的行为规范,没有比法律更好的;整饬官吏,威慑民众,消除荒淫怠惰的行为,禁止欺诈虚伪的风气,没有比用刑更好的。刑罚重,低贱的人就不敢侵犯高贵的人;法律严,君主就受人尊重而不被侵凌。中国的法制只是宰制、控制、弹压、屠戮人民的刑法,而鲜有任何保护人民权利之法。

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违法而专权);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抢功而代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放弃法律)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体会。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

------韩非子一向以“霸道”、“强权”称世,体会之。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术是藏于胸中,以处理各种事宜而且暗中操纵群臣的权术。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而术则不要显露出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权术就是,根据能力授予相应的官位,按照名位而责求实际的功效,稳操生杀予夺的大权,约束群臣的有能力者。韩非子法家的核心是“术”,即阴谋权术。其术五花八门,堪称中国一绝。

君无术则蔽(受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手段)也

------权术是帝王所用的,法律是约束臣下的,自古而然。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万乘之君的祸患,在于大臣的权势太重;千乘之君的祸患,在于对左右太信任,这是君主所共有的患害。中国社会的病症在于权势,中国人的病症在于不讲信用。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龙作为一种动物,柔顺时可骑着玩。但它的颈下长有一尺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会伤人。君主也有逆鳞,游说的人如果能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则离成功差不远了。因触龙之逆鳞而亡多亦,何为生存之道?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这里所谓的“奸”,主要指知识分子的活动。韩非子建议对知识分子诛心灭迹,任何专制社会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

------韩非子只是主张利用民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多数情况下是主张违逆人心,实行强权恐怖统治的。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威严),三曰名(通过宣传教育使得行为名正言顺)。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

------利为钓饵,威为威吓,名为欺骗人民。

有令不听从,谓之勇。少欲、宽惠、行得,谓之仁。私学成群,谓之师徒

------韩非子反对儒家之“勇”、“仁”、“私学”,认为皆与法制背道而驰。

上宜禁其欲,灭其迹。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从法令、有二心、务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

------对于知识分子,韩非子主张“禁其欲”、“灭其迹”、“破其群”、“散其党”,实行文化灭绝政策。秦始皇、明太祖、雍正得其道而行之。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己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视百姓为“不可用”之“婴儿”,所以,不必“得民之心”,这说出了历史的真相。明太祖何曾忌惮过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或许是对的,但失民心者不一定失天下(民主社会另当别论)。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从道德角逐,到智谋角逐,再到强力取胜,人类社会愈加凶险。韩非子分析社会深刻。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把人民当作动物,只行赏罚而已。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文章会扰乱法度,思想会危及统治,言论会祸及安定,古今亦然。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而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韩非子愚蠢地认为,仁义道德、文学文化皆与法制对立。

其学者……其言谈者……其带剑者……其患御者……其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害虫)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指法术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灭亡的朝代),亦勿怪矣

------把学者、言谈者、商人都列入“邦之蠹”之列,所以,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商人都抬不起头来,从来没有言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陷入了愚昧、贫困、落后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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