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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17, 2011

一些东西-自廖保平先生作品

胡星斗先生曾说,中国人都有一点人格分裂,存在着矛盾情结,民族性趋于混乱,人性陷于二律背反:

一方面推崇和为贵,另一方面却最难合作,喜欢窝里斗;

一方面奉行集体主义,另一方面各个情愿单枪匹马打江山;

一方面以道德着称于世,另一方面不讲竞争规则的无德之流多如江鲫;

一方面号称礼仪之邦,另一方面人们普遍缺乏公德心;

一方面讳言性,另一方面国骂几乎都是关于性或性交的;

一方面鼓吹重义轻利,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势利眼普遍;

一方面宣扬圣人、君子,另一方面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的小人得志……

伪善的道德滋养出信仰与行为背离的人格分裂症患者,“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是这些人的真实画像。

伪善的道德还培育出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当鲁迅反思出“礼教吃人”,痛批劣根性时,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火眼金睛。

伪善的道德之所以大有市场,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而不是自己谨守这种道德,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尽可能地从中获益,这样就走入了人格分裂的恶性循环。

千百年来,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每个人“济苍生、安社稷”的基础和前提是修身,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道德是一种“君子协定”,而非法律契约,全赖每个人的高尚人格做担保,看似坚不可摧,一碰到具体利益就稀里哗啦。

先贤教诲人们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利”,君子不可见利忘义。但是谁都知道,“首先是活着,爱才有所附着”,做君子做圣贤才有本钱。又要表明自己重义轻利,又要活命在先,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装着装着就装出了一堆以假话和空话敷衍应事的伪人,装出了一堆双重标准不仅被心照不宣地原谅了,而且成为人人奉行社会潜规则的人 道德是一种自我要求,缺乏制度的保证和约束。

在道德准则能震撼人的心灵的时候,在唾沫可以淹死人的时候,道德可以有积极的作为,一旦道德舆论的力量削弱,道德的遮羞布就可能被扯掉。因此,中国人明知是非对错、好坏荣辱,一遇到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时,又会背“道”而行,出现严重的人格双重性。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发现,富人说得最多的是脸面,而穷人说得最多的是骨气。为什么穷人偏好讲骨气?我寻思,这是因为穷人除了骨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维系自己的面子了。这骨气成了最后的堡垒,把拼尽这一把骨头争个体面的东西看得格外重要。要是最后的堡垒也被攻下,整个人的精神支柱就垮了,那就人将不人了,因此就要有血性来助骨气之力。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撑脸面的了,只好用骨气来撑,由于这是最后的支撑点,因此格外地看重,死死地守住。为了守住,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去死,何况血性。

因此,在穷人这里的骨气,具有无比自戕而悲壮的色彩,或者说,将自戕和悲壮进行了审美化。眼看要饿死了,也“不食嗟来之食”,明明螳臂当车,也要为骨气而粉身碎骨,多么悲壮,多么令人陶醉!

这精神当然是很可贵的,但是为了骨气,为了血性,非得要这样自戕而悲壮吗?非要头破血流吗?我们的先人要是都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恐怕早就消亡了。为什么这样讲?一次次外族入侵,一次次地骨气血性到底,那只有一条路——死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存在吗?我们的祖先都为骨气和血性而献身去了,还会有我们吗?还会有我们在这里讨论骨气和血性吗?没有了,早就没有了。

历史上也有一些看起来没有骨气的人在被后人赞扬嘛。那个越王勾践被抓去给吴王做车夫,受尽侮辱,要是讲骨气和血性,就该一头撞死东墙,也就没有卧薪尝胆的故事了。那个韩信,要是讲骨气和血性,受不了胯下之辱,中国的历史说不定要改写呢。

你说勾践和韩信的行为叫有骨气有血性呢,还是叫没骨气没血性?我真的说不好。

如果把骨气血性简单地看成是不需过大脑的行为,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毕竟,人不光要补钙,还得补脑,不光只有情绪,也得有理性。

关于骨气和血性,我觉得有一个网友说得特别好。他说,骨气和血性绝不仅仅是喊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你血液里奔涌的那种精神,那种倔犟,并因之而产生的向上的动力,去学习,去奋斗,或传播文化,或投笔从戎,或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最起码不要危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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