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先生的启示

我自毕业以来一直在嵌入式领域从事一线开发工作，算上在学校时期参与的科技研发项目，已经在这个行业将近七年了。
这七年间我接触过的处理器系列有经典的51系列单片机、ZSP和TI的DSP以及ARM。贯穿始终的还是ARM系列处理器。
由于多在微电子公司工作的缘故，跟ARM中国的朋友时有交往。
费浙平先生无疑是ARM中国优秀的一位。当初谭军先生从英国回来创办ARM中国，把ARM带回到大陆的时候，费先生是紧跟谭军先生加入ARM公司第二名员工。我先后工作过的两家微电子公司都是ARM的客户，按照合同购买ARM公司的内核会有ARM公司派专员对客户进行培训，所以有机会聆听来自ARM公司的高质量现场指导，受益颇多。
费浙平先生于2010年6月份离开工作了8年之后的ARM公司，加入了与ARM互为竞争对手的MIPS公司。
由于ARM和MISP两家公司差别太大，在大多数人看来费先生的抉择不啻于弃鱼肉而取糟糠，为此费先生专门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离开ARM加入MIPS？)来说明此事。
文中费先生写到“古语云三十而立，三十过去好几年以后俺也终于立了家，不过在事业上，则还是其路漫漫。虽然安逸的生活人人向往，但现在我还不到那个阶段；我知道，应该是需要改变的时候了。CHANGE, WE NEED！”。
舍弃现有安逸富足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在稳定和冒险之间，多数人会选择前者，然而，费先生最终选择了后者。
文中，费先生还说到“多少经历过几年职场风雨的人，都不会太混淆公司和自我之间的区别——如果你不是老板，这个公司就不是你的——相当程度上，个人的发展前景或发展计划，跟公司形势之间不一定是紧耦合的。能够把自己完全压上去的公司，能够对之付出家一般感情的公司，在这个星球上，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吧？”。这些话可能给像我这样职场中懵懵懂懂的人一点启示。
费先生提到，他在ARM公司已经头顶玻璃，没有新的发展空间，而作为商业模式跟ARM类似却跟ARM相比显得过分弱小的MIPS公司却机会多多。
MIPS是全球第一个RISC处理器架构，从技术甚或学术角度来看，MIPS大概是最最干净和有效的RISC架构体系。然而在商业上并不是很好的代表，其深层原因在于MIPS的学院派风格。
当初费浙平先生去ARM的时候，他是单枪匹马，如今去又去MIPS公司，仍然是单枪匹马。
按照他的说法“在ARM的8年里，主要是一个学习和执行老板思想的过程；接下去，我想，需要多一些deep thinking的东西了”。
文中，费先生着重讲到一个事例，他说“我以前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老总，曾经对我说过，他对我的信任，来自于一次重大合同谈判过程当中，我充满自信地跟他聊起过一个观点；我说双方的合作信任基础，关键不在合同条款，而在于谈判过程当中形成的相互信任。在日后合同执行过程当中发生任何疑问，我们都不会去翻合同是怎么写的，而是简单分析这件事情双方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共识、事情本身合理与否、如何解决等等——那样的合作当然愉快了，客户满意，我其实也轻松。但是，你必须明白，我敢在客户面前那么承诺，我一定需要公司内部相当程度的信任和支持力度。万一任何合理但不在合同的客户要求，我要能在公司内部摆得平，否则我的字典里会被加上大号且黑体的“忽悠”俩字”。
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协议是什么？合同是什么？在目前的国情下，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解决问题最糟糕的预备方式。换句话说，签订合同和协议是为预防最后使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做准备，而这种手段应该是商业活动中最下策的方式。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所以出了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想办法解决，舒舒服服的把事办了，完成项目。至于诉诸法律手段，想都别想，依据中国的效率和司法制度，耗你三年五载，耗都耗死了，赢了官司又能怎么样？作为一个大型项目的主要干系人之一我深有体会。
在现今的中国不管做什么事情，欲想成事就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考虑到各种因素。中国就没有孤立的经济，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的。
接着，他推荐了James McGregor的一本书《One Billion Customers》，我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
CHANGE, WE CAN！
我想再加一句，CHANGE, I CAN TOO！